童祥苓回忆2：我最后走上唱戏这条路，那是一场大乱子的结果

更新时间：2025-08-14 20:46  浏览量：2

我实在爱唱戏。在弘达上三年级时，哥哥姐姐天天练功吊嗓子，我也上瘾了。看他们学戏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那时，念中学的葆姐也学戏了，教她文戏的是李凌峰先生，昆曲是韩世昌先生。韩先生每天都在下午来，放学做完功课能赶上韩先生教昆曲，我就在旁边听，听得入神，也跟着大声唱了起来。葆姐说我捣乱，赶我出来。我不服气，明明我在一本正经地唱啊！怎么成捣乱了？

不让我旁听，干脆就自己扮戏唱戏：不会勾脸，就把水彩颜料在脸上乱画一气；没有盔头，用做手工的纸糊一个，往头上一套就唱起来。

娘看见了，训斥我。我忍不住顶嘴："我要唱戏！"

娘不肯。我问："为什么哥哥姐姐都能唱戏，我不行？"

娘说，过去家里贫困，上不起学，为了养家糊口哥哥姐姐才唱戏。现在家境好了，我就应该读书。这比唱戏强。但我这个不孝子实在难以改变唱戏的心愿。

其实，我五岁就登过台。1940年，四姐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。娘把我也带到上海，一家子住在八仙桥附近一幢叫老公馆的二楼。每天演出，我都跟着上戏院。一到那里，我就往后台跑。服装、盔头、刀枪把子，不管什么都东摸摸西看看。开戏前，就到舞台上跑一圈。只有这样我才满足，一种在人生最向往的地方过把瘾的满足。最兴奋的是四姐演《锁麟囊》,我客串小孩。虽然只有两三句台词，我认认真真从早背到晚，台上没有出过差错，所以常常受到表扬。

舞台都敢上，演个小节目更不在话下。四姐和大哥、二哥喜欢跳舞，戏演完了经常带我去舞厅玩。那时舞厅里还有周璇、白光等电影明星唱歌，小舞台上洋乐队伴奏，我一边听一边哼。四姐问我敢不敢上去唱，那当然敢。大哥真的摆了个凳子，抱我上去站着，唱了一首《蔷薇处处开》。热烈的掌声真叫人开心，四姐还说挺搭调，有胆子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

在上海、二哥经常带我去看戏。两场戏印象特别深，因为客满，二哥认识中国大戏院里的人，就跑到放映间，趴那小窗户里头看。一场是在中国大戏院看马连良先生的《苏武牧羊》，倍儿好，给马先生配戏的有袁世海、叶盛兰、马富禄、张君秋，阵容强大。马先生就是这样，他找的配角都是一流的。那是我第一次看马先生的戏。说良心话，小时候爱看戏但是不懂戏，但是他那个戏抓人啊。那时候马先生红啊，嗓子也好，不像现在唱马派的。现在我跟学生说，你们得学马先生早期的，不能学马先生晚期。当时的印象就是这个人不得了，好角儿，这个印象就形成了。一场是金少山、裘盛戎两位先生合演的《白良关》。三位先生在我心中都是神一般的人物。

不知不觉我成了戏迷。皇后大戏院经常有上海戏校学生演出，很好看。一次我偷偷跑去看《汉明妃》。那些番兵身上绑着马头马尾跳起马舞，最让我着迷。回家路上，我幻想着哪一天也像他们一样，当一个京剧演员。还沉醉在美梦之中，一进家门就被娘劈头打了一掌。她怒气冲冲骂我大胆，说是再敢私自看戏，就永远不许我看戏。我不想失去看戏的机会，一声也不敢吭。

回到北平上学读书，但是有戏一定要看，哪怕第二天早上起不来，我也不管。有一次头天晚上看了李万春先生的《武松》，脑子里尽是武松杀西门庆，在狮子楼开打的场面，不由自主拿起扫床的帚把舞弄了一番。这还不够，还没有体会到杀西门庆时武松的感受，于是又拿起水果刀跑到院子乱舞起来。心里头一兴奋。见院内停了两辆自行车，就一步上前唰唰几刀，两辆车的前后胎都被割破，才扬长而去。当晚，父亲对我大发雷霆，骂我淘气没边，一次竟割破四条内外胎。臭骂一顿之后，还不准我吃饭。回味起当武松的英雄气概，受罚饿一顿，也算值得。难受的是，这以后家里没带我看过戏。

最后我怎么走上唱戏这条路的？那是一场大乱子的结果。

那时家在山门胡同，离西单商场不远。西单商场有唱京韵大鼓，也有小戏班日夜演出京剧，类似天桥，或者说像上海的大世界，但是没有楼。父母经常随四姐到外地演出，大哥在北平土木工程学校读书，就由他照管我。他也是戏迷，经常在家里唱，有时也去西单商场听京韵大鼓。我实在憋死了，磨着他带我去听大鼓。大哥实在没法就带上了我。这一来就不可收拾了。

我家后门有个过道，两边墙年久剥落，可以爬着上房。我腿脚灵活，几下就能爬上去。于是，每天上学时，我背着书包出门，嗖嗖嗖爬墙上房，把书包放在房顶上，天天跑去看戏，等到吃饭的时候再把书包拿回来。下午再去看戏，然后在放学的时候回家。大哥在读大学，一个礼拜回来一次，家里就是奶奶和我。她觉得我上学出去了，下学就回来了，不知道我去看戏。后来学校来通知了，说我没上学，奶奶说不对啊，天天去啊。还是大哥查出来了，告诉了娘。我逃学对母亲来说是个打击，接到大哥的信赶了回来，狠狠打了我一顿，说你怎么逃学啊。我一边哭一边嚷，"打死我也不去上学，我要唱戏！"

母亲没法说服我，说这孩子不让他学戏，将来不定闹出什么事情来。她放弃让我读书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大哥童侠苓，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，到北平又读土木工程。母亲说大儿子两个大学学完都唱戏了，何况这小子。现在回想，当时她是下了很大决心，思想斗争了很久。家里经过商量，终于让我学戏了。这让我乐得发狂，抱着娘说，她是最好的娘，我很对不起娘，但是我一定会好好学戏，唱出样子来。就这样我进入梨园界，开始入行了。

1943年家里同意我学戏，商量为我改名字。我原来叫福苓，听起来既不响亮，又同"不灵"相近。全家开了圆桌会议，我坐在旁边等待结果。一番研究之后，采纳了大哥的建议﹣﹣童祥苓。

我学老生行当，因为两个姐姐唱旦角，二哥唱小生，就缺老生。以前母亲总说，假使三哥在的话，他就会唱老生。我顶了上来，当然得学老生。

家里请了北平最有名的教老生的先生，教文戏的是雷喜福先生，教武戏的是钱富川先生，都是富连成的高材生。雷喜福先生是喜字科的，那时富连成还叫喜连成，是最早的一科，晚一科的连字科马连良先生，他都教过，是师兄带师弟。雷先生不但资格老，而且十分严厉。家里都说，这孩子请老师就得请最厉害的老师，因为我太顽皮了。

第一次见老师，我又激动又紧张。激动的是我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，可以学戏了；紧张的是老师怎样教戏，会怎样对待我，都一无所知。

两位老师分坐在家中大厅正中，雷先生戴着极深的近视眼镜，下巴留着一缕非常有特点的山羊胡子，板着脸很严肃。钱先生虽然面有微笑，但是坐相威严板正。看见他们，我不由望而生畏，深深鞠躬之后，站在一边动也不敢动。他们不断地上下打量着我，我心里直发毛。雷先生先开口，问我跟他学什么。我毫不思索，回答学戏。他又问了一遍。我以为他没有听清，提高了点声音说学戏。雷先生板着脸，手不断捋着胡子，半天也不出声。我有点怕，不知所措。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说错，难道不是学戏？

忽然，雷先生语气很重地说出两个字："学德！"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解地望着他。雷先生一字一顿的一段话让我终生难忘：学戏先学德行，没有德行的人就是有能耐也成不了大器。好角里有大角小角，做大角台上不能阴、损、坏，台下不能同行是冤家。人不争没出息，但不能去踩别人、挤别人，占自己的坑。要靠本事台上见。今后如不是这样，我就别跟人说是跟他学的戏。

雷先生问我记住了没有。我虽然回答记住了，其实似懂非懂。

钱先生不爱说话，只说了两句：练功不能怕苦怕累怕疼，学戏不能嘻嘻哈哈。

这便是我进梨园第一天受的教育，后来我是从先生的言传身教中才不断理解他说的话。从小我能打下较好的底子，是与雷先生正派为人的德行分不开的。

雷先生说戏好，教身体各部位的基本功都特别好，手、耳朵、脸部肌肉都练的特别好，念白也特别有劲，吐字清晰，他教念白做工。但是他唱不行，声音就跟老唱片一样。他教了一阵以后告诉父亲，这孩子我来教他做工；开蒙教唱，最好的老师要数他的师弟刘盛通。刘盛通的父亲刘景然，还是余叔岩先生的师傅。李鸣盛、马长礼均和他学过戏。父亲立刻为我请了刘先生。那时，我还每天跟吊嗓的琴师姜伯先生。

我知道学戏比读书要苦，苦到什么程度，是学戏以后逐渐体会出来的。每天天不亮，我就要和葆姐一起走到北海公园去喊嗓子。北京的冬天，一出门寒风刺骨，站在山头上喊嗓子，冻得鼻涕眼泪直流，嘴都冻僵了。练念白，要从嘴冻僵到出汗，再到嘴都念麻木了才停止。这样一遍，得两个小时才出功。这是雷先生教的。他说，等你话也不愿意说了，下颚木了麻了酸了才可以，这样将来念白念三个小时嗓子也不会累。这样你以后不是靠喉咙去喊，是靠功力唱戏。

回家吃过早点，钱先生就上武工课。虽说是在家学戏，可跟科班里一样，经常挨打。我最怕三项基本功。一是倒立顶功，每天三次，每次要从一数到三百才可下来，立不住或倒下来，都得挨棍子。二是拉山膀功，双手向两边分开，伸直了抻着，每天两次，每次也是数三百下，双手稍稍向下，就得挨一棍子。三是提升腿功，坐在地上，两腿伸直分开，用重沙袋顶住，这叫撕腿，每次四十分钟。这之后还要跑步，跑完再踢三百腿，稍不用力，腿上又得挨棍子。一天下来，总要挨几十棍。教翻跟头是段富瑞先生，也是打人出名的。练翻跟头，我有时候懒，不使劲就过去了，先生知道在偷懒。那时候学戏都有个长凳，专门挨打用的。我就趴在上面，裤子是松的，段先生就拿个长板往裤子上一插，这样裤子就紧了，绷得倍儿紧，一打就是一印子，疼啊，就长记性了。

雷先生上课也打。我赶上的就是这个时代，不像后来老师都得哄着学生。那会儿叫打戏，不打不成戏。我学得不对不好，就打我。他常常是不声不响转到我后面，我还在想怎么学不会呢，冷不丁雷先生拿根很粗的棍子一下就把我打地上去了。挨完打，我还得发神经病一样地练，不然学不会又得挨揍啊。唱歌的发声讲口型，我们唱戏的讲唇齿喉舌，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技巧，这是基本功，念白啊，唱啊，都要讲究运用不同的技巧。有时候我还没有领会，达不到先生的要求。先生拿一小竹棍，有我手指头那么粗，一下就捅到我嘴里了："你这嘴不是人的嘴啊！"说我发声不清楚。那时学东西就是这样，如果先生不那么严格，我就不会有那么扎实的基本功。他常对我说，不好好学，轻者是打，重者就给几个"羊头"。雷先生是山羊胡子山羊头，头一撞，人就晕乎，有功夫啊。没尝过滋味，我还以为是说笑话。学《问樵闹府》，范仲禹疯了，坐在桌上有很多表演，眼睛要滴溜转。先生教了，我老学不会。他示意我到他跟前，刚过去，雷先生就双手抱住我的头，用那羊头朝我头上猛地撞两下。我晕乎了半天才清醒过来。

母亲有时候听见先生用戒尺打我，她在房里听到了流泪。先生用戒尺打，她都听得见，声音得多大啊。我小时候老被先生打，打得我实在疼，生气啊，也找机会报复。雷先生平时喜欢摸着他的山羊胡子："老夫如何如何……"有一次乘他睡着了，就把山羊胡子给剪掉了。他醒来后一看，胡子没了。因为这，我又挨了一通揍。

只有刘盛通先生没有打过我。他为人温和，但是教戏也很严格。他教我唱功，但是不许我抄唱词，都是口传心授。每次教三四句，不单要我背词，还有抑、扬、顿、挫，以及嘴里唇齿喉舌各部位的唱法，直到我唱得烂熟，脱口而出，他才往下教。刘先生教我，多唱一遍就长一点功，从想着唱到从心里唱，就靠熟能生巧。

我学一年，除了基本功训练之外，还学会了第一个戏《黄金台》，讲的是战国时齐滑王听信太监伊立谗言，想加害太子，被田单救出的故事。接下去就是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军的事。那年我九岁，演老生田单。哥哥姐姐的意思是怎么练都不够，要自己上台唱。

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排一出戏有剧场，有整团的演员在一起排练。因为传统戏的路子大同，大家都是这么学的；只是演员个人有小异，有些地方有特殊的表演，在节骨眼处对一下戏就可以了。我初次登台，大部分戏都是雷先生、刘先生替别人和我对，只有扮演伊立的苏维明先生请到家里和我对了下戏。苏先生个头非常高，人也和气，我觉得很可亲。刘先生请他台上多关照。苏先生对我说，上台不要怕，如到无人之境，即使错了也要唱下去，他会兜着我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就像吃了定心丸。

父亲早给我做了戏装。演出当天下午，管服装的跟包师傅到家取戏装，叫我"小老板"，陌生的称呼让我呆了半天，怎么成小老板了？我差点笑出来。其实早先演员都称老板，余叔岩余老板，马连良马老板，我人小，就叫成小老板了。临走，他问我有什么交待。我想了想，让他看好我的小茶壶，那是娘送给我的礼物，做工细致，花纹好看，我很珍惜。

去长安大戏院时，娘给我穿上蓝色缎子大褂，还戴上一顶小礼帽，这身扮相引得哥哥姐姐好一阵笑。娘叮嘱我，到了后台不能皮，要从小养成角儿的气派。那会儿北京有出租汽车，打电话给汽车行定时间就行。从家去长安剧场还近点，要去东头的吉祥戏院就麻烦了，要到大栅栏庆乐戏院就远了，天坛那边就更远了。其实也有拉洋车的，租车更讲究点，有点名气的要摆点谱。我们一去就全家出动，六七个人，一辆车不够就两辆车。上车后四姐叫我上台不要怕，但也不可粗心大意。听了这话，当时我并不在意。

到了剧场，几位先生都在。他们领我向后台所有人道辛苦，雷先生让我去供奉祖师爷唐明皇的神龛跟前磕头上香，又带我到舞台上，告诉我出场的地方叫上场门，下场的地方下场门，出场后走三步的地方叫九龙口。当时只有一幅大幔作大幕，没有侧幕。大幔称"绣球"，也有写成"守旧"的，两边挖两个洞，挂上门帘，就成了上场门、下场门。先生还告诉我必须知道的后台规矩：什么地方不能坐，什么东西比如喜神﹣-《二进宫》里娘娘抱的娃娃﹣﹣不能碰，我都乖乖地听着。都看完了，就让我在化妆间静坐想戏。我终于做了演员，走了这条路了，哪能静得下来啊！

头几次是刘先生帮我扮戏，以后就我自己化妆了。《黄金台》戏码就在姐姐前头，叫垫戏。苏先生多大个儿啊，一米八几，穿上靴子更高了，我才九岁，一出场台下就笑，个儿差别太大了。观众的热情给我的满足与兴奋，简直没办法形容，他们越热情我唱得越有劲。大段唱完，检场师傅拿来小茶壶让我饮场，这种规矩现在没有了。喝完水我仍然沉浸在喜悦中，观众却在台下大笑，我莫名其妙。再念词的时候，才发现喝水时把胡子放在了下巴上。初次上台没有经验出了错，其实往上一推就放回嘴唇上了，我却把胡子拿下来重新戴上，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。刚才得意之情顿时全消，这才想起四姐台上既要大胆又要小心的告诫。接下来当伊立搜府的时候，田单不是紧张嘛，有台词就是："我道是何人，小妹同乳娘！"跟伊立这么打马虎眼，拱一拱他，真正的表演就互相拱肩膀，我个小够不着啊，只到苏先生的腰，只能抬起胳膊肘去拍苏先生。这又是一场哄堂大笑。

我第一次登台，台下叫好的人挺多，估计就是好玩。才八九岁的孩子啊，艺术上有多大造诣，肯定不可能，就是好玩。初次登台的满足，与砸锅的滋味混在一起，真是说不清楚。哥哥姐姐又是鼓励，又是劝慰，我才轻松了些。

大家当时的感觉就是好玩，那时候人小嘛。我跟四姐唱《翠屏山》，大家也笑。她演潘巧云，我演石秀。这角色本来是武生唱的，四姐个儿也高，我演小石秀，我一出声台底下就笑，有意思。不过也不光是笑我人小。记得那时候是宋玉春先生演杨雄。戏里杨雄喝醉了酒，回家睡觉。台上有个门帘子，杨雄睡醒了，潘巧云叫他起来。宋先生一撩帘子，台底下来个倒好，为什么呢？通过这个门帘子他还可以去后台喝点水，结果喝水的时候把髯口挂在腰边这个大带子上了，上场的时候他忘记这茬了，又抄起一个鬓口戴上了。等四姐演的潘巧云这么一掀门帘子，台下就来了倒好，两个鬓口！

抗战胜利，我已经有十岁了。家里觉得山门胡同学戏的场子都不大，不够用，正好家里也有点钱，就说别老存着钱，赶紧买房吧。父亲卖掉山门胡同的房子，买下了西长安街大栅栏的宅院。因为那个地点好，离长安大剧院很近，在电报大楼的后面，到西单商场非常近，从后门出去就是了。那剧院很近，在电报大楼的后面，到西单商场非常近，从后门出去就是了。那时候是大家族，兄妹几个没有结婚的都在一起。母亲是这样的观念，没有结婚的时候家里来负担，结婚了以后该独立就独立。但是有一点，还得养家，还得给爹妈钱。二哥结婚早，二嫂是上海人，不会唱戏。大哥解放前在北京结的婚，比较晚。大嫂李多芬嫁到我们家以后，因为家里有班，叫她学老旦。实际上大嫂家里也有这个熏陶，她父亲就是经理科的。在北京演出，先要跟经理科联系，根据剧院情况让演员确认演出时间，然后经理科去找班底，大概一个星期演个一两场。我们家算戏班里的大家族，行当很多，除了武生、花脸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当时家里的条件不是一般的好，哥哥姐姐都赚钱，特别是四姐很红，我学戏的时候就沾姐姐的光。

大栅栏的房子比山门胡同大多了。买下来之后，父亲把整个房子改造装修，总共二十多间房五个院，大的一个像篮球场那么大，小的也有羽毛球场大小。父母住在大院正东三间房，兄弟姐妹每人也各有三间房，整个院子住得满满的。为什么呢？人多，不光有家里人，外头的人也不少。

教我文戏的刘先生是全家养在家里，给房子住给钱，专门教我，不教别人。教武戏的高连甲先生也是养在家里的。一文一武，养两家人，另外，我还要吊嗓子，还要学文化课，母亲还为我请了文化老师。这些东西积在一起，排得很满，白天满了，还得用晚上的时间。雷先生教戏的时间是固定的，刘先生长期在家里，他的时间可以随时根据日程调整。还有，父亲招了十多个徒弟养在家里，学戏练功。因为我唱一出戏，总要有人跑龙套啊！舞台上要用各种把子，父亲雇了在鸣春科班做刀枪把子、盔头的陈师傅，养在家里专门给我做。这还不算，我才学了三四出戏，父亲就把我全套行头都做好了。现在想想，四姐一半心血就花在我身上，现在谁能养得起？我成了角儿之后也养不起。母亲是一个教育家，她的观点是在学东西上肯投资，房产卖了都可以。

这个本下得够大的，哥哥姐姐都很吃惊。他们认为，几乎花掉大半家产为我学戏，不仅是冒险，也容易宠坏了我。这话不是没有道理。男孩子学戏有点赌博性质，身体发育时有个变声期，有倒嗓的风险，嗓子没了就白学了。

我变声早，十三岁就变了，变得不是那么惨，还能唱，就是嗓子有点冒喉，时间也不长，两年就过来了，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嗓子就完全好了。这得感谢我的师傅雷先生，他看功有经验，很注重男孩子嗓子变声。那时下午四点到六点，我要吊两三个小时的嗓子，雷先生就看着。他就让我唱降乙调、趴趴调，不许高，不许扯着嗓子喊，从最低开始唱。唱一段时间平稳了，稍微涨一点，一点点往上走。等唱到最高音的时候就不让唱，改唱平淡的，让嗓子在唱运腔拐弯的地方也觉得圆润，老在舒服的状态。这么唱了两年，记得有一天，忽然唱着觉得很舒服，" do 、 re 、 mi 、 fa 、 so 、 la 、 si "，再高一个调也不费劲。雷先生不响了，让我唱嘎调试试。这一来就行了，变声变好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难保不出毛病，不是唱不上去，调门一高就有心理障碍，就是要唱高了出怪音。保证演员能够百分之七十靠功力把嗓子练出来，这是雷先生最有本事的地方。我原本没一个很好的嗓子，那时候雷先生把我嗓子保护好了，就耐唱。

当时小孩子演戏不少，科班就有几个，都是孩子。鸣春社有一个唱花脸的叫于春奎，找他来给我配，因为都是小孩，童声，调太高。我们一块搭班唱戏，合演过《大保国》、《探皇陵》、《二进宫》之类的戏。他们是科班出身，像我这样家里掏钱培养的还真不多。

记得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抗战胜利那会儿，父亲和我与别的孩子一起拿着中国国旗还有美国、英国、苏联这几个同盟国的国旗，有的一面旗帜上好几个国家的国旗，在胡同里走着。胡同里也住着日本人，父亲问他：日本人哪里去了？回答：没有喽！当时觉得蒋介石很了不得，中美英苏四大同盟国之一啊！国民党进北京的时候，我表姐是学生，带着我们迎接国民党，对国民党很热情。我们吃了多少苦，终于中国胜利了，能不高兴？后来美国大兵一来，完了。美国人干的第一件蠢事就是集体强奸。国民党的官太太们跟美国人开舞会联欢，被糟蹋了，报上都登了。大街上美国大兵搂着吉普女郎，还点着爆竹往人群里扔，北平人都觉得美国人怎么能这样！有一次四姐在北洋戏院演《玉堂春》，何佩华演老鸨，在台上临时加了这么一句："闺女，要是妈妈我有条件，我就傍大老美了！"她刚说完，台下也有美国大兵，就"顶好！顶好！"冲上台了。后来看国民党越来越腐败，对共产党也不了解，觉得北平不保险，全家就去南边了。那时候，姐姐在上海已经站住脚了。

【童祥苓（1935年3月-2024年12月2日），江西南昌市人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。京剧演员，工老生。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，先后向刘盛通、雷喜福、钱宝森等学艺，后又拜马连良、周信芳为师。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。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，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，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。1966年，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遭到抄家和批斗，而童祥苓当时正在北京演出，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。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“样板戏”，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。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。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，回家开店，面馆开了8年后，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，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。2008年5月29日，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。2024年12月2日，童祥苓在上海去世，享年89岁。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