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允和自述1：我的母亲和父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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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我的母亲
我的母亲叫陆英(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——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)，原籍也是合肥，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，才搬到扬州的。
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，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，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，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。
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，又要娶名门之女，婚礼自然非常隆重。
据说，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，东西多得吓死人。
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，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，吹吹打打好不热闹，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，全城轰动。
光紫檀家具，就有好几套，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，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，陆家就连大堂、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。
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，尤其是翠，因为母亲喜欢翠。
嫁妆中一应俱全，扫帚、簸箕也都是成套的，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。
当地有个习俗，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，杀杀她的威风。
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，大门紧闭，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。
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，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。
进了大门，到二堂仍有人挡驾，过了这关，到新房门口，伴娘、喜娘们的关最难过，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。
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，干干(奶妈)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，她只说坐床撒帐后，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:“小小秤杆红溜溜，我替新人挑盖头，盖头落床，子孙满堂，盖头落地，买田置地……”
盖头掀开，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——不得了！新娘子太漂亮了，一双凤眼， 眼梢有一点往上挑，光芒四射，太美了。
姨祖母却心头暗想:太露了，留不住，会不长寿的。
果然，母亲二十一岁嫁到张家，三十六岁就去世了。
母亲一年生一个，十六年怀了十四胎，留下了我们姊弟九个。
还真应了“子孙满堂”这句口彩。
母亲是在生第十四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，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。
病倒后，她晓得自己要死了，就把九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，给他们每人二百块大洋，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无论钱够不够用，不管自己有多苦，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十八岁。
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，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。
张家也很有钱，用不上，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。
母亲死时我十二岁，那是一九二一年。
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，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十八岁。
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，她待人接物、理财和办事能力很强。
长辈夸她，同辈赞她，幼辈服她。
遇事得心应手，安排得妥妥当当，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。
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:在我们四姊妹中，我的组织能力最强，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。
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，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。
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，我们叫她老太太；又有大大(母亲)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，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奶；中有我父亲、叔叔、姑姑们；下有我们姊弟。
还有管事的、教书的、门房、 花匠、厨子、打杂的男女工人们。
每天光吃饭就有近四十人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。
母亲忠厚而多才，在她的管理下，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，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、佣人闹纠纷，甚至连男工、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
她对人之爱，不分主仆。
我们叫母亲为大大，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，管自己的保姆叫婚妈。
每天早上吃早点，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，比如吃稀饭， 总归有点心，大多是大饼油条，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，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。
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，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“桃”(寿桃一高盘)、“面”(寿面一高盘)、“烟”(皮丝烟一包)、“酒”(酒一大坛)、“茶”(上等茶叶双罐)、“腿”(火腿一条)，另配两色物件，共计十样礼品，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。
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，从不失礼。
在苏州寿宁弄八号，家里有四个书房，父亲一个，母亲一个，孩子们共用两个。
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，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，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。
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，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。
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，但书房里的古书、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。
比如《红楼梦》，我很小就读了。
当时还很看不起，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，我也会写。
现在到了八十九岁，越看越不会写了。
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。
母亲的书房门口有一个匾额，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，只记得有一个“芝”字， 一个“兰”字。
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，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，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，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，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。
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，家里常有人问她:“窦干干，窦大姐，你认得多少字呀？”
她说:“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。”
我是她的小先生，真觉得丢人，气得要死，总埋怨她“笨死了，笨死了！”。
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《西厢记》的扬州歌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:
“碧云天气正逢秋，老夫人房中问丫头，小姐绣鞋因何失，两耳珠环是谁偷，汗巾是谁丢？ 红娘见说纷纷泪，‘老夫人息怒听情由，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，孙飞虎一见生情由……'”
还教我们唱:“杨八姐，去游春，皇帝要她做夫人。做夫人，她也肯，她要十样宝和珍。一要猪头开饭店。二要金银镶衣襟。三要三匹红绫缎，南京扯到北京城。四要珍珠穿面盆。五要金盆……六要天上小星一对。七要七盏九莲灯……九要仙鹤来下礼。十要凤凰来接人。皇上一听纷纷怒，为人莫娶杨八姐，万贯家财要不成。”
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。
辛亥革命刚过，我们全家搬到上海，当时我只有二十二个月大，父亲、母亲很喜欢看戏，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。
因为是包厢，即使有时父母不去，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。
父亲还喜欢摄影，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。
他有好几架照相机。
母亲很喜欢拍照，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，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，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。
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，但却只剩了这一张。
弟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:“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，被人毁掉了。”
2.亲爱的父亲
一九三八年深秋，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。
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，有光问我:“今天还要去吗？”
我说:“是呀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他支吾着:“我没什么事，你去吧。”
往日我每次去，他总要说“早点回来”，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，神色不对。
我有些迟疑，但还是去了。
心里不踏实，只唱了一个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。
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，照常的午休、下午茶。
晚饭后，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，拿给我看一封电报:“父逝，告弟妹”，是大姐打来的。
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，整整哭了一夜。
人一落生，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，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、妈妈，都没有了。
爸爸在世时，即使相隔再远，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，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。
爸爸去了，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。
一九二一年，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，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，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，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，如今他们又团圆了，妈妈还是那么漂亮吗？我的永远不老的爸爸、妈妈……
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，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。
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，祖父张云端是长子，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。
祖父膝下无子，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。
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， 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。
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，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，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。
祖父死在任上，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。
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:周、李、刘、蒯、张，张家敬陪末坐，也算得是望族。
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，东乡的田大都是李(即李鸿章)家的。
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，很开明。
张家和刘、李两家都有姻亲。
当地有民谣《十杯酒》，记得其中两句:一杯酒，酒又香，合肥出了李鸿章……三杯酒……合
肥又出张树声……
家里有万顷良田，每年有十万担租，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。
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，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，一心钻进了书堆里。
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。
他痛恨赌博，从不玩任何牌，不吸任何烟，一生滴酒不沾。
父亲十七岁结婚，妈妈比他大四岁。
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，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、关心、帮助父亲。
辛亥革命后，一九一三年，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。
那时我二十二个月，叫名(虚岁)三岁。
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，七楼七底，还有亭子间，院子很大，可以摆十几桌酒席，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。
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， 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。
一九一六年，祖母去世了，丧事办得场面很大，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，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。
忙乱中，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，全家人都吓坏了，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，家里怕出问题，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。
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为了避免再有意外，一九一七年，全家搬到苏州。
在苏州，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，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。
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，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《苏州明报》、《吴县日报》等，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，如《晶报》、《金钢钻报》等。
至于家里的藏书，在苏州是出了名的，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。
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，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，整整齐齐摆满了书。
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，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，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，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。
尤其是“五四”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，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。
大姐元和曾回忆说:“父亲最喜欢书，记得小时候在上海，父亲去四马路买书，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，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……这样一家家下去，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，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。”
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，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，老板、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，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。
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，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，逢年逢节由管家结账付钱。
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，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、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。
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，他从不限制，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。
但钟鸣鼎食、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，他想让更多的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，接受新生活，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，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，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，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——小学——初中——高中——大学的系列规划，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，真正办成并坚持了十七年的只有乐益女中。
为乐益，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。
余心正先生在《启蒙先贤张冀牖》一文中曾经写到:
自古以来，教育成家，在质不在量，更不在规模之大小，学生程度之高低。
张老先生仰慕“乐土吴中，开化早，文明隆”，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，筑小小园林，从办幼儿园、小学开始，再办平林男中、乐益女中。
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，皆因时局变迁，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。
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“苏州复旦”的心愿，亦因世事茫茫，终成虚话。
……
然而，学校之尊严，维护不易。
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，让出宅园二十余亩，建校舍四十余间，应有的教学设备，无不具备。
他有十个子女，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，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，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，用于学校。
为的什么？
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，无论是当局的津贴、教会的赞助、好心人的募捐，一概谢绝；
惟如此，方始做得我行我素， 独立自主。
可是，他又决非一钱如命，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“创收”为目的，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，招收免费生，以便贫家女儿入学。
比例之高，江浙一带罕见。
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，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，凡有告贷，均以“闭门羹”却之。
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，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: 元和、允和、兆和、充和。
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，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，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。
我想，父亲从小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、爱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、全面的教育，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，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，走向社会。
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，甚至对佣人也没有训斥过，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，父亲敲了他的“栗子”(用指头敲脑门儿)，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。
我们四姊妹中，大姐元和文静端庄，是典型的大家闺秀；
三妹兆和忠厚老实、聪明胆小，但有时也非常顽皮，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，没有人娇惯她，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，不哭也不求饶，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，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；
四妹充和聪慧乖觉，规规矩矩，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，很少和我们在一起，印象中她从不“惹事生非”。
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，从小体弱多病，仗着父母的疼爱“无法无天”，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。
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，没有几根头发却很欢喜篦头，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“小二毛，来篦头”。
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，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。
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:“烦死了，烦死了，老要篦头。”
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，“哎，哎，哎，做什么，做什么戳我”。
我顺势扔了梳子，父亲并不真生气，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: “小二毛，正在看什么书？”
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，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，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:
那个注四书五经的郑玄(郑康成)，家里尽为诗婢、书婢。
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，另一丫头看见问:“胡为乎泥中(为什么滚一身泥巴)？”
脆着的丫头答道:“薄言往愬(也曾向他去倾诉)，逢彼之怒(他反而向我大发怒)。”
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《诗经》中语，可见文采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。
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，我给孙女庆庆讲过，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，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。
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的故事的年龄，可他在加拿大，不可能有人给他讲，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，玩还不够呢。
我是急性子，说话快，走路快，做什么事都快。
我看书一目十行，父亲更快， 一目十二行。
我做过试验，和父亲同看书，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。
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，连家里的佣人、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。
他们从识字开始，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。
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《再生缘》和《天雨花》。
父亲从小喜爱昆曲，年青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。
我十一岁左右，一九二一年前，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，爸爸就带我们到全浙会馆(苏州养由巷)看昆曲。
全是曲友演戏。
有教育局长潘震霄的戏，其他的戏全不记得了。
我爸爸带去的曲谱好多好多， 比我们的个子还高。
他要我们看戏时对照看剧本。
我们只顾看戏，怎么也对不上台词，看戏又看剧本我们认为是苦差事。
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他的书房里教我们姐妹识谱拍曲，让我们看书看戏。
我淘气得要命，只看戏不看书。
大姐顶规矩，认认真真学，后来又参加曲社，拜名师，习身段，生旦两角都擅长，以至终身姻缘、爱好、事业都因昆曲而起。
父亲的爱好多种多样，尤其对新出现的东西，从不放过。
当时照相机是极新鲜的东西，我们家里有近二十台，小孩子可以随便玩，我们几姊妹都没有兴趣，五弟寰和喜欢摆弄，父亲和蔡元培先生的这张照片就是他照的。
留声机家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台，各种唱片不计其数，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，有些受潮都翘起来了。
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一问世，父亲就买了一台，这在当时是再“新潮”不过的事了。
我们在苏州的家里，爸爸和大大各有一间书房，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，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，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爸爸大大的心，书房平时没有人去，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，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，上面刻着七个字“愿作鸳鸯不羡仙”，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共同心愿。
距父亲去世整整六十年了，父亲的言谈举止在我心里依然那么鲜明、亲切、温暖。
【作者：张允和，1909年7月25日，生于安徽合肥。
1911年，移家上海。
1917年，移家苏州。
1922年，入苏州乐益女子中学。
1927年，入上海中国公学。
1929年，转学上海光华大学。
1932年，借读杭州之江大学。同年，回上海光华大学毕业。
1933年，与周有光(耀平)结婚，赴日本。
1934年，回上海生周小平(晓平)。
1935年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，生小禾。
1936年，移家苏州。
1937年，“卢沟桥事变”，在镇江演出。
1937年至1946年，避难四川。
1947年至1949年，随周有光到美国，游览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地。
1949年，回上海，任教上海光华附中，一度任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1956年至1964年，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。
1969年，周有光下放宁夏，儿与媳也下放，允和与孙女留京。
1979年，恢复北京昆曲研习社，任主委。
2002年8月14日，辞世，享年九十三岁。】
附录：妻子张允和
周有光
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，不光在中国，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，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《合肥四姊妹》。
张家作为一个大家，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，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，“张家”与“李家”相并列。
李鸿章因母亲去世，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，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，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。
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，任过直隶总督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。
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，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，生于清朝末年，受了新思想的影响。
他知道家里有钱、有地位，但总这样下去不行，就决定离开安徽，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。
一九二一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，很成功。
他跟蔡元培、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，帮助他把学校办好。
他不接受外界捐款，别人想办法找捐款，他恰恰相反，有捐款也不要。
当时有一个笑话，他的本家嘲笑他:“这个人笨得要死，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，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。”
其实，他在当时比较先进、开明，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，他对下一代主张，自已的钱只给儿女教育。
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，四个女的——“张家四姐妹”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。
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，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。
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，他讲过一句话:
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
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，住房跟学校是通的。
解放后，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折掉，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，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。
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，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“下房”，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。
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，九如巷在那儿旁边，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。
从前，很近就到公园、图书馆。
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，现在都填掉，变成了路，不好。
有趣味的是，我们家家道中落，她们家家道上升，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。
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，后来回到常州，很有钱，办纱厂、布厂、当铺，长毛来了，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，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，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，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。
长毛打不进来，就走了，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，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，就打下来了，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。
太平天国灭亡以后，清朝就封他一个官——世袭云骑尉。
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。
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，打完就回来，不用做官，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。
一直到民国，才没有了。
原来的当铺、工场地皮还在， 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，剩下的几年卖一处，花几年，再卖一处，花几年。
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，我的父亲是教书的，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。
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，收入不是很多，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，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。
这样子，就穷下来，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，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。
我们两家在苏州，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。
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，常常来看我的妹妹，到我家来玩，这样我们就认识了。
放假，我们家的兄弟姐妹，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。
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，近的到虎丘，远的到东山，有很多路，还有河流，可以坐船，可以骑车，可以骑驴，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，又没有危险。
这样子一步一步，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。
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，打球很方便，地方比较适中。
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，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，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，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，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。
我不是一个人去，就是几个人去。
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。
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，因为过年过节赌钱、喝酒，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，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。
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，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，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。
昆曲是诗词语言，写得非常好，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。
张允和会唱、会演昆曲。
后来俞平伯搞《红楼梦》研究被批判，我们一九五六年从上海来北京，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。
爱好者在一起，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，增加生活的意义。
起初俞平伯做社长，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不许搞了，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，就推张允和做社长。
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，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明，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。
欧阳启明很倒霉，中学毕业了，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，她只好去修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结束，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，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。
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，我是不积极的，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，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、演出、编辑。
我去陪她。
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做《水》，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。
这个杂志后来停了，隔了许多年，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，也是家里面玩的。
复刊了，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，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。
她一写，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，一看觉得不得了，后来就出《浪花集》。
《浪花集》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，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。
事情也巧，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，张兆和比她小一岁，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。
我给书写了后记。